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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易中天品三国  

2008-01-11 10:27:38|  分类: 书中有黄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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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三国

易中天

易中天,湖南长沙人,1947年生,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他长期从事文学、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著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等著作。出版“易中天随笔体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系列”四种:《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他是央视《百家讲坛》“开坛论道”的学者,其主讲的“汉代人物风云”在2005年4月首播即获热评。

 

三国是一个风云变幻,沧海横流,英雄辈出,令人神往的时代,不知多少盖世英雄在那里大显身手,叱咤风云,正可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曹操就是其中一位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他生前威震天下,他死后骂名最多,有人说他是英雄,有人说他是奸雄。易中天教授将从平民角度为您解读。

青梅煮酒

  在三国时代众多的英雄人物中,刘备一直是一个谜。这个谜,就像他的字一样,玄之又玄。刘备出道的时候,一无所有,一文不名,只能东奔西走地寄人篱下,反复无常地投靠他人。然而他所到之处,总能受到尊重和款待,曹操甚至认为只有自己和刘备才是真正的英雄。那么,曹操说了这句话吗?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刘备是英雄吗?他为什么是英雄?

  上一集我们说到,放走刘备,是曹操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因为曹操已经一眼看出刘备是当时真正的英雄。曹操甚至说了这样的话:“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句话是载入史册的。《三国志?先主传》说:“先主未出时,献帝舅(岳父)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会见使,未发。事觉,承等皆伏诛。”这是原文。而在“先主方食,失匕箸”后面,裴松之注引《华阳国志》补充说:“于时正当雷震,备因谓操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于此也!”《三国演义》当中那个著名的故事“青梅煮酒论英雄”,就是根据这个记载改编的。

  平心而论,《三国演义》这半回篇幅的故事,从文学的角度看很精彩,从历史的角度看也算真实,因为故事情节和人物对话大体上都有出处和来历。比如“衣带诏”事件,就既见于《三国志》,也见于《后汉书》;刘备种菜一事,见于裴松之注引胡冲《吴历》,而且言之凿凿,种的是大头菜一类的东西(芜菁);“望梅止渴”的故事,则见于《世说新语?假谲》,这个成语也典出于此。至于曹操评点当时人物的那些话,也都可以说是他的真实看法。靠不住的只有一处,搞错了的也只有一点。

  搞错了的一点,是陈迩冬先生发现的。《三国演义》说,曹操要刘备说说谁是当今英雄,刘备第一个就提到了袁术,曹操笑着说:“冢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其实“冢中枯骨”这个说法不是曹操的,是孔融的。他说的也不是袁术,而是袁术的先人。据《三国志?先主传》,汉献帝兴平元年(故意194年),徐州牧陶谦因病去世,陈登等人要刘备来代理。刘备不敢贸然接手,说袁术近在咫尺,四世五公,海内所归,你们何不把徐州送给他?这时北海相孔融就说话了。孔融说:“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也就是说,你不必担心,老袁家那“四世五公”早就在坟墓里了,怕他做甚!刘备这才代理了徐州牧。《三国演义》移花接木,把袁术本人说成“冢中枯骨”,是不确的。如果袁术已是“冢中枯骨”,又何必说“吾早晚必擒之”?

  靠不住的一处,是刘备和董承他们的“立券书名”。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董承受献帝密诏,联合刘备等人反曹,是结了盟,立了誓,签了字,画了押的。那份“衣带诏”和那份签字画押的“义状”,最后也都是被曹操搜了出来的,可谓“铁证如山”。所以毛宗岗父子认为,董承的失败,在于事不机密。毛批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事欲其秘,何必歃血会饮?迹恐其露,何必立券书名?”是啊,何必呢?因此,依我看,没头脑的恐怕不是董承,而是罗贯中。罗贯中也不一定就没头脑,只不过写小说要好看而已。

   指出了这一点的,也是陈迩冬先生。陈先生的《闲话三分》说,如果刘备、董承他们“立券书名”是实,而且曹操征刘备就因“衣带诏”一案而起,那么,曹操在俘虏了刘备的老婆、孩子和关羽以后,就不会那么客气了,也不会由着关羽带着嫂子和侄子一走了之了。因此陈先生认为,就连这个“衣带诏”,是不是董承或董承父女伪造,也很难说。吕思勉先生的《三国史话》则说:“董承本来是牛辅的余孽,哪里是什么公忠体国的人?”“就是要除曹操,如何会讨托董承呢?这话怕靠不住罢?”

第二靠不住,当然很难说的,因为整个事情的真实性都很可疑。按照《三国志》的说法,董承受献帝密诏谋杀曹操,刘备原本是没有参与的(先主未发)。碰巧这时曹操说了“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句话,刘备就参与了(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又碰巧被曹操派遣东征袁术(会见使),这才没有卷入此案(未发)。这么多的“碰巧”,不可疑吗?

  可能就连罗贯中也觉得说不通,就把事情的因果关系调整了一下。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刘备是参与了董承密谋的,而且签署了盟书。但刘备认为这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严格保密(切宜缓缓施行,不可轻泄)。自己则“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没想到曹操却请他青梅煮酒论英雄,还莫名其妙地冒出一句让刘备当场就吓得掉了筷子的话。正好这时需要有人带兵拦截袁术,刘备想:“我不就此时寻个脱身之计,更待何时?”便主动请缨,趁机开溜。刘备对关羽和张飞讲:“吾乃笼中鸟,网中鱼,此一行如鱼入大海,鸟上青宵,不受笼网之羁绊。”

  这样说,逻辑上是通了,但刘备的人品却变得可疑。你不是和董承歃血会盟,立券书名,赌咒发誓要消灭曹贼保卫皇上吗?怎么才见了根井绳,就像见了蛇一样溜之大吉了呢?到底是万岁爷的安危重要,还是你刘备的性命重要?你刘备不是拯救天下的大英雄吗?你应该奋不顾身挺身而出呀!至少,也应该留在许都观望一阵,看看还有没有机会,怎么能只顾自己逃命,置皇帝和董承等人的死活于不顾呢?

  这个问题,暗中维护刘备的陈寿大约也想到了,因此他用了一个曲笔:“会见使”。会,就是碰巧。碰巧曹操派刘备东征袁术,刘备只好离开许都。也就是说,刘备出京,不是贪生怕死,也不是背信弃义,而是身不由己。

  显然,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历史上的刘备东征袁术,究竟是曹操选派的,还是他主动要求的?恐怕是刘备主动请缨,曹操批准的,证据则在《三国志?董昭传》和《三国志?程昱传》。据此两传,曹操派遣刘备到徐州截击袁术后,董昭曾经前去劝阻,说“备勇而志大,关羽、张飞为之羽翼,恐备之心未可得论也”。曹操的回答是“吾已许之矣”。程昱也和郭嘉一起去找曹操,说:“公前日不图备,昱等诚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异心。“曹操的反应是“悔,追之不及”。也就是说,刘备是主动要求到徐州去截击袁术的,而且还向曹操借了兵。这事曹操开始时并没有太在意。董昭去说的时候,曹操还说“我已经答应他了,不好反悔”(“许之”二字正好证明是刘备主动请缨)。直到程昱和郭嘉指出,借兵就是刘备有异心的表现,曹操才恍然大悟,但已追悔莫及。果然,刘备到了徐州以后,便杀了驻守徐州的车胄,公开反叛曹操。曹操做了一笔大大的赔本生意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刘备是主动出走的。出走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刘备是英雄。既然是英雄,就必定不会心甘情愿地寄人篱下,迟早要另立山头。直接的原因,则是曹操说了那句话,道破了天机,戳穿了刘备的心思,因此非走不可,而且一去永不回。

  但这样一来,便又有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曹操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曹操不是认准了天下的英雄只有他和刘备两个吗?既然如此,那就应该把刘备杀了,至少也应该扣在自己身边,怎么能放虎归山,还借给他军队,让他如虎添翼呢?以曹操之聪明,或者说奸诈,怎么会做这种糊涂事?因此我说,整个事情的真实性都很可疑。所谓可疑,就是说,要么曹操没说那话,要么刘备不是英雄。

  那么,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我的看法,第一,刘备是英雄。第二,曹操说了那句话。

  先说第一点:刘备是英雄。说刘备是英雄,许多人可能难以接受。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刘备是很窝囊的。他的本事,一是会跑,二是会哭。这是《三国演义》给我们的印象。其实这是误解。首先,刘备并非只会跑,只会哭,他还会别的。其次,在那个时代,会跑会哭也不丢人,并不能证明这人就窝囊,就不是英雄。刘备会跑,曹操就不会跑?曹操狼狈逃窜的记录也不在少数。刘备会哭,曹操就不会哭?曹操号啕大哭的故事也史不绝书。怎么就没有人说曹操窝囊?可见不能这样简单的看问题。跑,要看为什么跑。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就跑得有道理。哭,也要看为什么哭。为朋友的情谊而哭,就哭得不丢人。刘备的跑和哭,就多半是这种情况。

当然,相对曹操而言,刘备要跑得多一点,哭得多一点,因为他更弱小。刘备出道的时候,除了两个忠心耿耿的兄弟──关羽和张飞,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一文不名。他没有自己的军队,或者说虽然有,也很可怜。刘备初起兵的时候,也是靠财团资助。中山王国(在今河北省定县)的两个大商人张世平和苏双“多与之金财”,让他招兵买马。但刘备参加讨伐黄巾的战争,最后也只得了个“安喜尉”的官职。安喜尉就是安喜县(故治在今河北省定县东)的县尉,是个副县级的公安局局长,可见人马不多。所以刘备经常要向别人借兵。他那两员大将关羽和张飞也等于是光杆司令,只能自己去逞匹夫之勇。

  刘备也没有自己的根据地,好不容易有那么一两块地盘很快又会失去,只能东奔西走地寄人篱下,反复无常地投靠他人,五易其主,四失妻子。从初出江湖到赤壁之战,刘备可谓半生颠沛流离。《三国演义》讲,有一次,刘备曾在酒后悲愤地说:“备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辈,诚不足虑也。”这话虽然是演义,却也在理,可以看作他的心里话。

  刘备还没有什么像样的战功。什么“温酒斩华雄”,什么“三英战吕布”,都是罗贯中帮他打的。实际上,赤壁之战前,刘备在战场上每每是落荒而逃,“先主败绩”的记录屡见不鲜。《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魏书》说,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征讨他的时候,他认为曹操正在和袁绍作战,不会来打他。等到他亲眼看见曹操的旗帜,便吓得掉头就跑,完全不顾部下死活(见麾旌,便弃众而走),哪里像个英雄?当然,刘备也不是一次胜仗都没打过,史书上也有“数有战功”的记录,但那都是些小仗。事实上,诸侯混战的时候,没有一个军阀是被他消灭的,刘备的战功实在乏善可陈。

  这样的人当然也不会有多大的名气,袁术就曾经极为不屑地说:“术生年以来,不闻天下有刘备。”这话是袁术对吕布说的,见于《三国志?吕布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和《后汉书?吕布传》。还有一件事情也能说明问题。据《后汉书?孔融传》,孔融任北海相的时候,被黄巾军包围,无可奈何,派太史慈向当时官任平原相的刘备求援。刘备惊讶地说:“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耶?”马上派出三千救兵。这段话在《三国志?太史慈传》里,是“备敛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邪?”《三国演义》也这么说。但我以为,《后汉书》的“惊曰”比《三国志》的“敛容答曰”要准确,而且“惊”的背后是“喜”,即“惊喜”。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刘备确实没有名,又很希望有名。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要啥没啥的刘某人,一个到处求人的刘玄德,所到之处却备受欢迎和款待。刘备被吕布打败,投靠曹操,曹操让他做豫州牧,表他为左将军,“出则同舆,坐则同席”。刘备被曹操打败,投靠袁绍,袁绍出城二百里相迎,父子“倾心敬重”。袁绍和曹操是当时最牛的人,尚且如此,何况他人?不把刘备放在眼里的,只有一个袁术。

  那么,刘备为什么会受此待遇呢?

  解释只有一个,就是袁绍、曹操,还有陶谦他们,都认为刘备是英雄。

  那么,刘备是英雄吗?是。首先,刘备有英雄之志。《三国志?陈登传》说,刘备在荆州的时候,曾经和刘表一起讨论天下英雄,说到陈登。一个名叫许汜的人说,陈元龙(陈登字元龙)架子大,不讲礼貌。鄙人到下邳见元龙,元龙半天不和鄙人说话,然后自己去睡大床,让我睡小床。刘备说,足下素有国士之名,可惜并无国士之实。现在天下大乱,帝王失所,大家都希望足下“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然而足下怎么样呢?“求田问舍,言无可采”,这正是元龙所不齿的,他为什么要和足下说话?这也就是碰上元龙了,还算客气。如果是小人我,恨不得自己睡在百尺高楼,让足下睡在地上,还说什么大床小床!这就是辛弃疾词“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的出典。

从上面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刘备不但有英雄之志,而且有英雄之气。《三国演义》读多了,总认为刘备是个忍气吞声的窝囊废,其实不然。实际上,刘备也是个豪气冲天的性情中人,也有怒发冲冠拍案而起的时候。比方说那个“督邮”,就是刘备打的,不是张飞打的。当然,由于势力小处境差,常常要投靠他人,刘备不可能像曹操那样“笑傲江湖”。同样,由于性格的原因,或者斗争的需要,刘备沉默寡言(少语言),不动声色(喜怒不形于色),不像曹操那样高谈阔论,眉飞色舞,肆无忌惮地表现出英雄本色。但这不等于说刘备就不是英雄。在他那沉默寡言不动声色甚至忍气吞声的背后,仍然荡漾着一股英雄气。这种英雄气不是表面上的,而是骨子里的。

  刘备有英雄之气,是因为他有英雄之魂。这个“魂”,表现为他的坚忍不拔。前面说过,刘备起兵以来,一直不顺,可以说是人不窝囊事窝囊,几乎没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但我们何曾见过他垂头丧气?只见他屡败屡战。他先是参加讨伐黄巾军的战争,当了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安喜尉,结果被自己一顿鞭子打没了。后来因为和黄巾军打仗“力战有功”,好不容易熬到一个正县级的高唐令(其间丢官一次),又被黄巾军打败,只好去投靠公孙瓒。碰巧陶谦病故,托他代理徐州,却又被吕布驱逐,只好去投靠曹操。以后,又投靠过袁绍和刘表。可以说,赤壁之战前,刘备一直寄人篱下,而且频繁地更换投靠对象,不断地在敌我友之间周旋。换了别人,尤其是那些以英雄自许的人,恐怕早就不耐烦了,甚至早就自杀了。然而刘备却一直隐忍了下来。他甚至短时间地依附过吕布。《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魏书》说,当时吕布的部下也看出刘备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便对吕布说,刘备“反复难养,宜早图之”。可惜吕布不听,后来果然死在刘备手上。但是,换一个立场,所谓“反复难养”,不正说明刘备有英雄之志和英雄之魂,因此才不会长时间地甘居人下吗?

  刘备有英雄之志,英雄之气,英雄之魂,也有英雄之义。据《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袁绍对刘备有一个评价:“刘玄德弘雅有信义。”这个评价,应该说是准确的。袁绍到底是袁绍,他也并非总是看不清问题。但这个评价,和前面的说法是矛盾的。一个“反复难养”的人,难道可以说是“弘雅有信义”吗?其实这要看对谁。对于投靠对象,刘备确实“反复难养”;对于依靠对象,刘备就“弘雅有信义”了。为什么呢?就因为刘备是一个有英雄之志的人。有英雄之志,就不会甘居人下,也必须不断地调整策略,寻找机会,因此“反复难养”。同样,有英雄之志,就必须团结同志,凝聚力量,也就必须“弘雅有信义”。其实,我们只要指出一个事实就够了:关羽和张飞,可都是当时一等一的人才。而刘备呢?不但一无所有,而且半生坎坷,很长时间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然而这两个人却一直死心塌地地跟着他,忠贞不渝,至死不悔,关羽甚至还来了个“千里走单骑”。为什么?就因为刘备“弘雅有信义”。按照《三国志》的说法,刘备和关羽、张飞,是“寝则同床,恩若兄弟”的。关羽和张飞,对刘备则名为事之如兄,实际事之如君。可见维系三人友谊的,就是英雄之义。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这三个人“寝则同床”时,他们的太太在哪里?

  刘备是英雄,关羽和张飞看出来了,后来诸葛亮也看出来了,曹操不会看不出来。因此可以相信,曹操确实说了“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句话。也许曹操不该把这话当着刘备的面说出来,因为这等于说“和我争天下的就是你”。但这可以理解为不够稳重,也可以理解为火力侦察,或敲山震虎。意思是咱们俩谁也别装孙子。咱俩谁也不必谁更傻,或谁也不比谁更聪明。果然,刘备再也装不下去,找个机会就逃之夭夭了。

  刘备跑,不难理解;曹操放,就匪夷所思。《三国演义》那个“巧借惊雷来演饰”,曹操不再怀疑的说法是靠不住的。曹操没有那么好骗。可能的原因是,曹操这时还不是奸雄。到了晚年,他可是大开杀戒,杀了许多不该杀的人,包括人品一流的崔琰和智慧一流的荀彧。也可能这时曹操还需要做容人状,不肯没有正当理由就杀人。据《三国志?武帝纪》,刘备前来投靠曹操时,曹操的谋士程昱曾劝曹操把刘备“处理掉”。程昱说:“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从程昱的这句话也可以看出刘备确实是英雄)曹操的回答则是“方今收英雄之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曹操虽然看出刘备有英雄之志,英雄之气,英雄之魂,英雄之义,却也很清楚他并没有用武之地,而一个没有用武之地的英雄是不能真正算作英雄的,也是用不着过于防范的。因为这样的人一时半会还成不了气候,不如等到师出有名的时候再来收拾他。

  前两种可能,似可以解释曹操为什么不杀刘备;后一种可能,则似可以解释曹操为什么放了刘备。于是,出于一念之差的疏忽,曹操铸下大错。说起来,这也是人算不如天算。因为不但曹操,就连刘备自己也没有想到,就在青梅煮酒的八年之后,有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从山林中走出,成为刘备的总参谋长,并帮助刘备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王国。刘备咸鱼翻身了。他不但有了根据地,而且地盘越来越大,最后竟然与曹操和孙权形成鼎足之势。

  这个人的名字我们都知道,他就是诸葛亮。

  诸葛亮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杰出政治家。他的出山,使命运的天平开始向刘备倾斜。同样让人想不到的是,就在同一年,曹操最重要的谋士之一郭嘉因病不治身亡。这对曹操是沉重的打击,对于刘备,却意味着他确实时来运转了。

  那么,郭嘉的死,就那么重要吗?

天生奇才

  由于我们不能确知的原因,曹操出于一念之差放跑了刘备。龙归大海虎归山的刘备运气出奇地好。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从隆中请出了诸葛亮,而郭嘉则在北征的路上一病不起,英年早逝。这一出一去的结果,是刘备咸鱼翻身,曹操壮志难酬。那么,郭嘉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和诸葛亮的异同又在哪里呢?

  上一集我们说到,刘备这个人,有英雄志,有英雄气,有英雄魂,有英雄义,就是没有“英雄地”(自己的地盘),只能东奔西走地寄人篱下,反复无常地投靠他人。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曹操出于一念之差的疏忽放跑了刘备。现在,刘备已经龙归大海虎归山。能不能成气候,就看他的运气了!

  谁也没有想到,刘备的运气出奇的好。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对于刘备和曹操来说,真是一个重要的年头。就在这一年九月,曹操最欣赏的谋士郭嘉不幸病故;而也就在这一年,诸葛亮却来到了刘备身边。三十八岁的郭嘉去世了,二十六岁的诸葛亮出山了,历史的轨迹开始拐弯。

  为什么要把郭嘉的死和诸葛亮的出联系在一起呢?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有。这种联系或者关系,当然不是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年。这不过是碰巧。关键在于这两件事对曹、刘双方的影响。我们知道,斗争的胜负,在于力量的对比;而力量的对比的变化,则无非此长彼消和此消彼长。诸葛亮来到了刘备身边,这是“此长彼消”:刘备长,曹操消。郭嘉不幸去世,则是“此消彼长”:曹操消,刘备长。怎么算,都是曹操吃了亏。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两人的分量和量级。如果分量不够,这种计算就没有什么意义。同样,如果量级不同,或者差异太大,这种比较也没有什么必要。那么,诸葛亮和郭嘉的分量如何?他们是同一量级的人物吗?或者说,他们有相似之处吗?

  有。郭嘉和诸葛亮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第一,他们都是少年天才,出山时都只有二十六七岁(郭嘉二十七,诸葛亮二十六),但思想和谋略却都已经相当成熟。第二,他们都“审于量主”。在大家都认为袁绍是绩优股时,郭嘉却看出那是垃圾股;而在大家都以为刘备是垃圾股时,诸葛亮却把他看作绩优股。第三,他们都“谋功为高”。郭嘉帮助曹操统一了北部中国,诸葛亮帮助刘备实现了三国鼎立。可以说,他们一个是天生奇士,一个是旷世良才。当然,他们的忠心耿耿,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是一样的。他们和曹操、刘备的关系,也都至少在表面上做到了“如鱼得水”,甚至却有一份情谊。

  郭嘉去世后,曹操悲痛万分。据《三国志?郭嘉传》及该传裴松之注,曹操给朝廷上表,给荀彧写信,和其他人谈话,多次追忆郭嘉,每每痛哭流涕,声泪俱下。他说:奉孝年不满四十(实为三十八岁),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就有十一年。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全都是他和我一起硬挺过来的。那都是千钧一发的艰险呀!我自己都拿不定主意,全靠他当机立断鼎力玉成。奉孝其实是知道危险的。他身体不好,南方又多瘟疫,因此常说要是到了南方,只怕就不能活着回来了。可是和我讨论天下大计,却说是要先定荆州。这是拼了命来为我立功呀!这样一份情义,如何叫人忘得了!如今,我虽然为他请了功,讨了封,可这对一个死了的人来说,又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啊!天下相知的人是这样少,好容易有了一个又弃我而去。苍天哪,你叫我怎么办,怎么办呀!

  根据曹操的这些说法,我们不难看出,曹操和郭嘉的关系非同一般,可谓既同甘共苦(阻险艰难,皆共罹之)又心心相印(唯奉孝为能知孤意)。郭嘉也确实是难得的人才,可谓既忠心耿耿(事人心乃尔,何得使人忘之)又能谋善断(平定天下,谋功为高)。这些特征和这种关系,都很容易让我们马上就联想到诸葛亮。

  事实上,郭嘉和诸葛亮不但作为个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在各自阵营的分量也都一样。刘备得到诸葛亮以后的说法是:“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曹操得到郭嘉以后的说法则是:“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刘备临终前,是托孤于诸葛亮的;而曹操对郭嘉,也曾“欲以后事属之”。只不过因为郭嘉英年早逝,我们没能看到那一天。也由于同样的原因,郭嘉这颗将星不像诸葛亮那样璀璨明亮。诸葛亮从二十六岁出山,到五十四岁病故,为刘备集团服务了二十八年,而且还有十一年时间是大权独揽;郭嘉为曹操集团服务却一共只有十一年,而且职务不过军师祭酒(参谋)。两人施展才华的条件,真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尽管只有短短十一年,郭嘉却留下了辉煌的业绩。郭嘉在曹操军中时,曹操可谓凯歌高唱捷报频传,成功地统一了北方。郭嘉一去世,曹操的军事成就便显得乏善可陈。用周泽雄先生的话说,也就对付了马腾、韩遂几个“草寇型军阀”。对付孙权、刘备这两大“枭雄”,就有点力不从心,在赤壁还差一点就被烧得焦头烂额。当然,刘备反败为胜,并不仅仅因为有了诸葛亮;曹操事业受阻,也并非仅仅因为没了郭嘉。我们不可以过分夸大个人的作用。但郭嘉的去世,对于曹操确实是重大损失。因此,曹操败退赤壁时,曾仰天长叹,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这句话到了《三国演义》那里,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场面:曹操华容道脱身回到南郡,曹仁设宴压惊,众谋士也都在座。曹操忽然仰天大恸。众谋士说,丞相遇难时全无惧怯,现在安全回到城中,人已得食,马已得料,可以重整军队报仇雪恨,怎么反倒痛哭?曹操说:“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接着便捶胸大哭说:“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于是“众谋士皆默然自惭”。

  曹操的这一声叹息或者说捶胸大哭被毛宗岗父子批得狗血喷头,而且把这一哭和宛城之战哭典韦联系起来了。战宛城的故事,我们在《鬼使神差》那一集(第八集)讲过,就是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正月,由于曹操自己的失误,刚刚投降十几天的张绣,采用谋士贾诩的计谋突然反叛。猝不及防的曹操靠着典韦奋不顾身拼力死战才逃得性命,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和爱将典韦却均在战斗中身亡。事后,曹操设祭,祭奠典韦,痛哭流涕。在《三国演义》第十六回,曹操是这样哭的:“吾折长子、爱侄,俱无深痛,独号泣典韦也!”于是他身边的那些将士都十分感动(众皆感叹)。

  这真可谓“曹操版”的“刘备摔孩子”了。刘备摔孩子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赵云在长坂坡救回阿斗后,刘备把那孩子往地上一扔,说“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惊得赵云扑翻在地,哭着说非肝脑涂地不可。你看,曹操是不哭爱子哭爱将,刘备是不疼爱子疼爱将,结果都让将士们感激涕零,真是异曲同工。

  同样,哭典韦和哭郭嘉也有得一比。毛批说,曹操以前哭典韦,后来哭郭嘉。哭典韦之哭,是为了感动众将士;哭郭嘉之哭,是为了羞愧众谋士。“前之哭胜似赏,后之哭胜似打”,真想不到奸雄的眼泪,居然“既可作钱帛用,又可作挺仗用”。于是毛宗岗父子冷笑一声说:“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笑。”

  这个批语当然很精彩,只可惜曹操哭典韦的话,哭郭嘉的场面,和“刘备摔孩子”一样,都是小说家言。没错,为典韦治丧时,曹操确实亲临哭祭,但没有说过“吾折长子、爱侄,俱无深痛”的话。曹操也确实说过“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的话,但并没有捶胸大哭。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在什么场合说的,有没有众谋士在座就更不知道。那个场面是罗贯中的演义,靠不住的。也就是说,毛宗岗父子批的是小说中的曹操,不是历史上的曹操。

  历史上的曹操并不可笑。他的叹息,也未必是为了“愧众谋士”。事实上,曹操赤壁失利,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责任并不在谋士。何况曹操的谋士也并不无能。比如孙刘的联盟,就早已有人料定,这个人就是程昱。曹操在夺取荆州以后继续顺江东下,也有人反对,这个人就是贾诩。可惜“太祖不从,军遂无利”。可见,曹操的谋士是尽责的,也是称职的,他怎么会借口怀念郭嘉来“愧众谋士”?

  那么,曹操又为什么要叹息呢?实际上曹操是在叹自己命苦,过早失去了郭嘉。《三国志?郭嘉传》说:“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也就是说,如果郭嘉还活着,事情就不会这样了。

  怎么就不会这样呢?因为郭嘉是军事天才。他“深通有算略,达于事情”,总能随机应变,当机立断,而且神机妙算,出奇制胜。比方说,曹操三战吕布,士卒疲倦,准备撤军。郭嘉力主再战,而且断定再战必胜,结果吕布被擒。曹操征伐袁谭、袁尚,连战连克,诸将主张再战,郭嘉主张撤军,结果袁谭、袁尚兄弟祸起萧墙,曹操渔翁得利。曹操战袁绍,有人担心孙策趁机偷袭许都,郭嘉说来不了;曹操征乌丸,有人担心刘表趁机偷袭许都,郭嘉说不会来。结果呢?和郭嘉预料的完全一样

郭嘉不但料事如神,而且敢于出险招,走钢丝。比如战官渡、征乌丸这两回,别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按照常理,孙策和刘表肯定要趁火打劫,在曹操的背后插一刀子。偏偏郭嘉就敢断言不会,也偏偏曹操就敢听他的,冒此天大的风险。其实官渡之战这一回,是多少有些侥幸的,这个我们以后再说。但征乌丸那一仗,则确实体现了郭嘉的军事天才。

  乌丸也叫乌桓,是居住在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此前一直倒向袁绍。官渡之战后,袁绍病死,袁谭和高干被杀。袁尚和袁熙被曹操打败,在建安十年(公元205年)逃入乌丸,想借乌丸的力量与曹操抗衡。所以,曹操要消灭袁氏残余势力,统一北部中国,非征伐乌丸不可。但是乌丸并不好打,许多人都不主张打,最后胜得也很险。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当时天寒地冻,荒无人烟,连续行军二百里不见滴水,军粮也所剩无几,曹操“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余丈乃得水”。因此回到邺城后,曹操下令彻查并重赏当初劝谏他不要征讨乌桓的人。曹操说,我这场胜利,完全是侥幸。诸君的劝阻,才是万全之策。可见这场战争实在是惊险得很。

  事实上,当时反对征伐乌丸的人很多。据《三国志?武帝纪》,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两个。第一,他们认为,袁尚不过是一个狼狈逃窜的“亡虏”。乌丸是“夷狄”,“贪而无亲”,哪里会帮助袁尚?因此用不着打。第二,他们认为,乌丸地处偏远,我军一旦远征,刘备一定鼓动刘表趁机偷袭许都,“万一为变,事不可悔”。因此打不得。

  然而郭嘉却认为可以打、应该打、打得赢,因此力主此战。据《三国志?郭嘉传》,郭嘉认为,第一,乌丸是很远,但正因为离得远,他们必定“恃其远”而“不设备”。如果我们出其不意,突然袭击,一定能打他个措手不及,因此“可破灭也”。第二,袁绍家族的影响不可小看,三郡乌丸的实力也不可低估。一旦他们联合起来,“招死主之臣”,“成觊觎之计”,只怕青州和冀州就不再是我们的了。至于刘表──这是第三点,不过是个夸夸其谈的家伙(坐谈客耳)。他很清楚自己的才能比不上刘备,因此对刘备是有防范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刘备。委以重任吧,怕自己控制不了;不予重任吧,刘备肯定不会真心实意地帮助他。所以,尽管我们“虚国远征”,却不必顾虑后院失火。曹公你就放心吧!

  事情果然如郭嘉之所预料。据《三国志?先主传》及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出征乌丸,刘备劝刘表偷袭许都,刘表不干(先主说表袭许,表不能用)。等到曹操从乌丸王踏顿大本营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附近)班师时,刘表才后悔,说不听刘备的话,失去了一个大好机会。刘备只好安慰他说,现在天下大乱,战事频仍,恨不得天天都要打仗(日寻干戈),机会嘛那还多得很。如果今后能够迅速反应(应之于后者),这一次也不算遗憾(此未足为恨也)。其实刘表哪里还有机会?曹操平定三郡乌丸以后,很快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他;而他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和曹操交锋,就见上帝去了。

  曹操接受郭嘉的建议,不理会刘表,率军北上,五月的时候到达了易县(今河北省雄县西北)。这时,郭嘉对曹操说,兵贵神速。现在我们千里奔袭,辎重多,速度慢,难以迅速取得胜利。一旦走露风声,对方必有准备。不如留下辎重,日夜兼程,打他个措手不及。曹操然其计,率轻兵来到无终(今天津蓟县),然后在当地名士田畴的导引下,抄小路经徐无(今河北省玉田北)、卢龙塞(今河北省喜峰口)、白檀(今河北省宽城)、平岗(今河北省平泉),登上了距离柳城只有二百多里地的白狼堆(今辽宁省布佑图山)。这时乌丸王踏顿才知道曹军来了,仓促应战,结果兵败被杀。袁尚和袁熙也只好远走辽东,投奔公孙康。

  看来郭嘉确实料事如神。所以,《三国演义》便把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也归功于他。这个故事我们前面讲过,就是破乌丸后,曹操按兵不动,并不急于去消灭投奔公孙康的袁尚和袁熙,而是等着公孙康把这两个人的人头送来,公孙康也果然这么做了。这原本是曹操自己的决策,《三国演义》却说是郭嘉的“锦囊妙计”,谓之“郭嘉遗计定辽东”。《三国演义》这么讲,固然是不想让曹操太风光,但同时恐怕也因为郭嘉实在谋略过人。

事实上,罗贯中的移花接木也不是一点谱都没有,郭嘉确实出过类似的主意。据《三国志?郭嘉传》,袁绍死后,袁尚和袁谭也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当时诸将都主张一鼓作气灭了那两个,郭嘉却说不必,不如等着这兄弟俩自己打起来。郭嘉的分析是:袁尚和袁谭因为争当接班人原本不和,他们两个又各有各的谋士,因此势必祸起萧墙。如果我们逼急了,他们就会相濡以沫;我们不管他,他们就会鹬蚌相争。所以,我们应该做出南征刘表的态势,等待他们的事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果然,曹操的军队才开到西平(今河南省西平县西),袁尚和袁谭就因为争夺冀州大打出手,曹操也就坐收渔利。

  现在,我们已经不难看出郭嘉为什么能料事如神了。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把人琢磨透了。他看透了袁绍,看透了吕布,看透了孙策,看透了刘表,也看透了袁尚和袁谭,这才敢迭出险招。也难怪曹操说郭嘉“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了。其实时事也好,兵事也好,说穿了都是人事。只有精于人事,才能明于时事和兵事啊!

  郭嘉确实太会看人了。他不但看透了敌人,也看清了主人。曹操的表文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可见郭嘉在做出判断时,每每想到了曹操的前面,而且常常帮助曹操下了决心。但这显然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曹操的为人能够让郭嘉放心地去出谋划策,出险招,出奇招。如果像袁绍那样优柔寡断又刚愎自用,志大才疏又嫉贤妒能,郭嘉的聪明才智就不会有用武之地。可见,郭嘉的成功,也是曹操的成功。这样的成功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不难想象,赤壁之战时,郭嘉如果在世,他也一定会出奇制胜,让曹操转败为胜,化险为夷。这就是曹操要说“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的原因。可惜那时郭嘉已经不在了,否则历史恐怕得重写,《三国演义》也得重来。因为郭嘉即便没有“回天之力”,他和诸葛亮之间,也至少会有一场“智斗”的戏好看。

  这样一双望穿秋水的眼睛,当然不会看不透刘备。事实上郭嘉和曹操一样,也看出刘备是英雄,但他的意见却似乎很矛盾。有人主张杀刘备,郭嘉说杀不得。曹操放走刘备,郭嘉又说放不得。《郭嘉传》裴松之注引用了这两种说法。《魏书》的说法是,有人对曹操说:“备有英雄志,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曹操问计于郭嘉,郭嘉说,有道理。但是,明公提宝剑而兴义兵,为的是除暴安良,靠的是推诚置信。即便这样,也还怕招不来天下英雄。现在刘备这个英雄走投无路,来投靠明公,明公却把他杀了。那么,还有谁会愿意追随明公平定天下呢?以一人之患,绝四海之望,这可得想清楚了。《傅子》的说法则是,郭嘉主动去找曹操,说:“备终不为人下,其谋未可测也。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宜早为之所。”但当时曹操“奉天子以号令天下,方招怀英雄以明大信”,就没有听郭嘉的。等到刘备公开背叛曹操时,曹操便“恨不用嘉之言”。

  对此,裴松之评论说:“《魏书》所云,与《傅子》正反也。”但我认为两书其实并不相反。所谓“宜早为之所”,只不过是要早作安排,未必就是要杀了刘备。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周泽雄先生的观点。周泽雄认为,郭嘉的意见,是既不能杀,也不能放。怎么办?软禁。但不知由于什么原因,这一回曹操没弄懂郭嘉的意思。也许这件事实在太敏感,郭嘉也不能说得太明白吧!毕竟,曹操也好,郭嘉也好,都是人不是神。他们再怎么看透人性,再怎么神机妙算,也算不出刘备会时来运转,更算不出世界上还有一个诸葛亮。

  诸葛亮在三国这段历史上,无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以前,我们却一直看不到他的身影,听不见他的声音。这不能完全归结于他的年轻。那个时代,少年英雄还少吗?何况诸葛亮出山的时候,已经非常成熟。这当然也不能归结为他不想出山。要知道一个“每自比管仲、乐毅”的人,是不会甘心“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显然,诸葛亮是在观望和等待。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在观望时局,等待刘备的召唤。那么,在当时众多的英雄豪杰当中,诸葛亮为什么就一眼看中了刘备呢?他那双明察秋毫的眼睛,在刘备身上又看见了什么呢?

慧眼所见

  正如刘备是一个谜,诸葛亮也是一个谜。他似乎是上帝专为刘备准备的人才,他也似乎一直就在等待刘备的召唤。那么,诸葛亮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对刘备情有独钟,他在刘备身上又究竟看到了什么?

  上一集我们说到,当各路英雄纷纷登场,各方谋士也纷纷出山的时候,诸葛亮却一直蛰伏在隆中,并不急于一展风采。他似乎在静悄悄地等待着刘备的召唤。在众多的诸侯中,他也最看好刘备。那么,刘备又有什么打动了他,他为什么一眼就看中了刘备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看看青年时代的诸葛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诸葛亮是一个少年英才,而且是一个帅哥。陈寿的《上〈诸葛亮集〉表》说他“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气,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他的身世,史书上的记载不是很多。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孤儿,由从父(从音纵,从父即叔父)诸葛玄抚养成人。诸葛玄和刘表有旧,诸葛亮也就跟着到了荆州。诸葛玄去世后,诸葛亮便“躬耕垄亩”于隆中。隆中这个地方,一直有襄阳、南阳之争。据说清代有个名叫顾嘉衡的,是襄阳人,却被派到南阳做知府。于是南阳人就让这个身为南阳知府的襄阳人表态,说清楚隆中到底在襄阳还是在南阳。顾大人两边都不能得罪,没有办法,只好撰得一联云:“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算是摆平了这场“官司”。其实隆中地理位置在襄阳城外二十里,行政区域却属于南阳郡的邓县,所以说襄阳、南阳都对。何况当时襄阳、南阳都属于荆州,也原本就没有问题。

  诸葛亮到了隆中以后,过着一边劳动一边读书的耕读生活。用他自己在《出师表》中的话说,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里面,“苟全性命”、“不求闻达”云云,恐怕只能看作套话;“躬耕于南阳”则大约是实,但未必是自食其力,要靠种田来维持生计,不过参加一些农业劳动而已。这在当时,甚至也是一种“雅事”,不能视为身份。比如嵇康,是喜欢打铁的,难道就是铁匠?诸葛亮也肯定种过地,却未必就是农民。当然,诸葛亮是把耕耘垄亩看作闲来雅兴,还是谋生手段,我们已无法断定。但相信不管哪一种情况,他的劳作一定很认真。诸葛亮是一个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人。直到他位居丞相,仍然事必躬亲,亲力亲为,说不定就是他“躬耕于南阳”时养成的习惯。

  诸葛亮读书却很马虎。《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说,他的朋友如石韬等人都“务于精熟”,唯独他自己“观其大略”而已。这其实是会读书。实际上,一个人如果不做学问,像陶渊明那样“好读书,不求甚解”就是对的。所谓“不求甚解”,其实就是不钻牛角尖;而所谓“观其大略”,其实就是善于抓住要点。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诸葛亮是一个大气的人。一个大气的读书人,总是会一下子就掌握了书中的思想精髓和智慧所在,不会去寻章摘句咬文嚼字,就像一个大气的将领和统帅不会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一样。

  除了耕作和读书,诸葛亮还有两个爱好。一是喜欢“抱膝长啸”(此为《魏略》所云),二是“好为《梁父吟》”(此为本传所云)。啸,大约是一种气功导引之术;《梁父吟》,则是一种悲凉的葬歌,或者由葬歌发展而来的乐府诗。这两条记录加在一起,我们就知道青年时代的诸葛亮,心中充满了一种慷慨悲凉之气。这长啸,这诗歌,应该寄托了他对世事人生的深度关切和悲悯情怀。

  这其实就是典型的“士人”了。一个“士”,尤其是一个“国士”,是必须以天下为己任的。当然,光有这志向不行,还得有能力和条件。诸葛亮就既有志向,又有能力和条件。“每自比管仲、乐毅”,就是有志向的证明;他后来治国家,平天下,定乾坤,就是有能力的证明。至于条件,也是有的,而且应该说很好

首先,诸葛亮有一个好背景。我们知道,诸葛家族并非寻常百姓,其先祖诸葛丰是当过司隶校尉的。司隶校尉位高权重,在西汉位列三公之下、九卿之上,在东汉则与尚书令、御史中丞号为“三独坐”。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当过郡丞,叔叔诸葛玄当过太守,所以诸葛亮也是“干部子弟”。官场的事情,他应该是知道一些的。官场的关系,也应该是有一些的。

  事实上诸葛亮有一个关系网。他的岳母和刘表的后妻是亲姐妹,都是蔡讽的女儿,蔡瑁的姐姐。这样算下来,刘表是诸葛亮妻子的姨父,蔡瑁是诸葛亮妻子的舅舅,诸葛亮本人则是蔡家的外孙女婿。刘表是荆州长官,蔡家是襄阳望族,曹瑁是刘表亲信,诸葛亮有这样的政治资源,难道不是条件甚好吗?

  说来诸葛亮的这门亲事也是一段佳话。诸葛亮的岳父叫黄承彦,也是当时的名士。这个人是很看好诸葛亮的,便打算把女儿许配给他。黄承彦对诸葛亮说,我有一个女儿,人长得很丑,但很有才华,你愿意娶她吗?诸葛亮同意,黄承彦立即就用车子把丑女送了过去。这事史家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黄承彦的说法是谦词,其实不丑。也有人认为黄承彦这样说是考验诸葛亮,看他是重色还是重才。但我认为黄女应该是丑的。第一,有黄承彦自己的说法为证:“身有丑女,黄头黑色”。如果是谦词,不会说得这么具体,何况“才堪相配”一词也并不谦虚。第二,有别人的反应为证。据记载此事的《襄阳记》说:“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可见黄女之丑,是众所周知的。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答应这门亲事呢?也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诸葛亮娶妻重德重才不重貌,高风亮节;另一种则相反,认为诸葛亮看重的,正是黄承彦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关系。何况妻子丑一点,并无碍,因为还可以纳妾。娶妻娶德,纳妾纳色,是当时的常规观念。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可不敢唐突古人,还是请读者明察吧!但有这么一层关系,诸葛亮如果要在刘表那里谋个一官半职,应该说是很容易的。

  何况诸葛亮还有一个小圈子。这个小圈子里的人,也都是一时之选。他们也都欣赏诸葛亮,常常帮诸葛亮做宣传。事实上刘备认识诸葛亮,就是徐庶推荐的。另外如荆州名士司马徽、庞德公等人,对诸葛亮的评价也很高。“卧龙”的称号就是司马徽送给诸葛亮的,庞德公还让自己的儿子娶诸葛亮的二姐为妻。可见诸葛亮当时虽然隐居草庐高卧隆中,却是“谈笑有鸿儒,来往无白丁”。和他有关系或者有交往的,不是高官,就是名士。他的政治资源和政治条件,比当时不少人要好。比如贾诩,就既没有家族背景,又没有关系网络,还没有人到处为他做宣传(少时人莫知),只能只身一人闯天下、碰运气,在土匪和军阀的窝子里鬼混。最后能在曹操那里混了个高官厚禄寿终正寝,实在是不容易。

  诸葛亮的条件显然要好得多。他有好背景,有关系网,有小圈子,如果要从政,应该说是很便当的。但在建安十二年以前,他几乎没有任何动静,一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决心隐居南阳终老隆中的样子,这是为什么?

  因为诸葛亮的志向非同一般。《魏略》说,诸葛亮曾经对他的三个朋友──石韬(广元)、徐庶(元直)、孟建(公威)说,你们从政,官可以做到刺史、郡守。朋友反问,足下呢?只有微笑,没有回答(亮但笑而不言)。其实答案早就有了──“每自比管仲、乐毅”。管仲是什么人?名相。乐毅是什么人?名将。这就再清楚不过,诸葛亮的理想,既不是称王称帝坐北朝南,也不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是辅佐贤明,廓清四海,平治天下,定鼎中原。

  显然,这就必须像郭嘉说的那样,为自己选一个好老板,而他可选的人又很多。比如刘表,就近在眼前,而且沾亲带故。曹操和孙权,也都在招兵买马招贤纳士。但诸葛亮对他们似乎都没有兴趣,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也很简单:刘表太差,曹操太强,孙权的空间又太小。刘表的差,我们以后还要再说,这里说一点就够了。当时中原士人到荆州来避难的很多,刘表却一个都不能用,诸葛亮出山又能如何?曹操那边,人才济济,曹操自己也是强人,诸葛亮当真去了,也未必能如何。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孟建投奔曹操时,诸葛亮就说:“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这话虽然被裴松之认为“未达其心”(裴松之认为诸葛亮不投奔曹操是政治立场原因),但我认为这至少是诸葛亮的想法之一。仍据《魏略》,后来石韬在魏任郡守、典农校尉,徐庶在魏任右中郎将、御史中丞,诸葛亮就叹息说:“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可见,见用不见用,总还是要考虑的。

  何况对于诸葛亮来说,仅仅“见用”恐怕还不行,还必须“重用”甚至“专用”。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袁子》,赤壁之战前,诸葛亮出使东吴,说服孙权与刘备联盟。孙权的首席谋士张昭看出诸葛亮非同寻常,极力向孙权推荐,孙权也想留他,但遭到诸葛亮拒绝。人问其故,诸葛亮说:“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也就是说,孙权确实是好老板(可谓人主),但孙权至多能够做到尊重和器重(贤亮),却不能让他尽显其才(尽亮)。

  这事也被裴松之认为不实,理由有两点。第一,诸葛亮与刘备的君臣际遇,可谓“希世一时”。这样“其利断金”的关系,谁能离间得了?第二,诸葛亮终其一生,可谓忠贞不渝,怎么会见异思迁?裴松之说,关羽被俘后,在曹操那里也是能够“尽其用”的,尚且“义不背本”,难道诸葛亮的为人就不如关羽吗?

  裴松之的说法自然有道理。我们甚至还可以加上一条:刘备是诸葛亮再三考虑精心挑选的老板。既然如此,他就决不会轻易跳槽。因此,即便孙权能够“尽其量”,诸葛亮也不会背叛刘备投靠孙权。但是,诸葛亮在选择刘备之前,难道就不能选择孙权吗?当然可以。那么,他为什么不就近投奔东吴呢?恐怕就因为他早已看出孙权“能贤亮而不能尽亮”。道理也很简单:江东,是一个历经孙坚、孙策、孙权三代人苦心经营发展起来的一个利益集团。孙权那边人才太多,而且关系密切。张昭,是孙策创业时的老臣,孙策曾带着他“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也就是视为兄长,临终时又把孙权托付给他(以弟权托昭),而且说了“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的话。周瑜,也是孙策创业时的老臣,而且有连襟之情兄弟之谊。孙权的母亲也明确告诉孙权,要他把周瑜当哥哥(我视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不难想象,任凭诸葛亮能力再强本事再大水平再高,到了东吴,权位也只能在张、周二人之下,甚至不如鲁肃。这显然是诸葛亮所不愿意的。

  所以,诸葛亮所谓“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的“度”,恐怕不是“度量”,而应理解为“空间”。《三国志?鲁肃传》说,当年周瑜劝鲁肃投奔孙权时,就曾经引用了东汉名将马援回答光武帝刘秀的一句话:“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这个观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双向选择”,和郭嘉所谓“智者审于量主”也是一个意思。郭嘉、周瑜他们要“择君”,诸葛亮当然也要“择君”。但诸葛亮的选择,要求似乎更高一些,那就是这个老板必须能保证自己最大限度地实现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

  那么,诸葛亮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是什么呢?从他“每自比管仲、乐毅”的说法和后来的《隆中对》可以看出,就是廓清四海,一统九州,从而建不世之伟业,立盖世之奇功。这个伟业和奇功,可以是齐桓公那样的“霸业”,也可以是光武帝那样的“帝业”,但必须是经天纬地的事业。能成就“帝业”固然好,能成就“霸业”也可以。退而再求其次,也得三足鼎立,割据一方。用陈寿的话说,就是“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凌边疆,震荡宇内”。这话所说,虽然是诸葛亮在刘备去世之后的心愿,但没有前因,就没有后果。总之,他要成为一个实际上的新政权、新国家、新王朝的开国元勋。他选择的老板,则必须是能够使他实现这一抱负和理想的人。

这样一说,诸葛亮的选择标准也就很清楚了。第一,这个人必须有建立一个新政权、新国家、新王朝的可能性。他应该有这个志向,也有这个条件。第二,他的这个志向和条件还不明显,还处于潜在状态。志向既鲜为人知,甚至自己也还不明确;条件也不成熟,甚至还有欠缺。正因为不明确,有欠缺,才需要有一个诸葛亮。也因为不明确,有欠缺,诸葛亮去了以后,才保证能够成为可以大显身手的定鼎之臣。

  符合这些条件的,显然只有刘备。

  首先,刘备有帝王之分。他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细细地排起来,当今皇上还要叫他一声“叔”。虽然这个谱系十分可疑──《三国志》说他是陆城亭侯刘贞之后,《典略》则说他是“临邑侯枝属”;虽然刘胜的儿子刘贞也不过是个亭侯,后来还丢了爵位;虽然刘备本人已经沦落到“与母贩履织席为业”,毫无凤子龙孙的待遇;但他这个“皇族”身份,大家似乎还认。这在政治上就占了便宜。因为尽管后来大家都清楚,汉室已经不再扶得起来,刘备的那个“汉”和刘邦、刘秀的那个“汉”也满不是一回事,但由刘备取代(或“继承”)刘协,总比由曹操、孙权这些和皇家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来取代,要顺理成章一些。另外,刘备七尺五寸(合一米七二点五)的身高,两耳垂肩、手长过膝(《三国志》的说法是“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的形象,也比曹操好。这在当时,都算优势。

  其次,刘备有帝王之志。《三国志》说,刘备小时候就说过他将来肯定要乘坐天子之车(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的话。这当然靠不住。古时史家为开国皇帝作传,总难免会写一些诸如此类的“童话”,也示其人乃“真命天子”,从小就“胸怀大志”。但刘备两个儿子的名字,却能说明问题。这两个儿子,一个叫刘封,一个叫刘禅,合起来是“封禅”。封禅,是有德君王祭祀天地的大典(登泰山筑坛祭天曰“封”,在山下辟基祭地曰“禅”)。刘备如果不想当皇帝,儿子叫“封禅”干什么?

  第三,刘备有帝王之术。刘备和刘邦的血统关系虽然可疑,性格和作风倒不乏相似之处。比如《三国志》本传所云“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就很像。善于笼络人才收买人心,也像。喜欢呼朋引类行侠仗义,也像。陈寿说“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应该说有几分道理。不过两人做派并不完全相同。比如刘邦喜欢骂人,刘备就不骂。不但不骂,而且“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至少在表面上比刘邦厚道。因为厚道,也因为侠义,所以很得人心。《三国志》本传和裴松之注引《魏书》都说,刘备当平原相时,郡民刘平看不起他,“耻为之下”,派刺客去杀他,刺客竟不忍下手,“语之而去”,陈寿评论说“其得人心如此”。裴松之所引《魏书》则说,不忍下手的直接原因,是刘备不知来人是谁而“待客甚厚”,感动了刺客。而根本原因,则是刘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因此“众多归焉”。人心,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

  第四,刘备有帝王之福。在三国时代三巨头当中,他和孙权应该说都算是有福气的人。孙权的福气最好,有一片现成的基业和一批现成的人才。刘备的福气,则表现为关键时刻总有高人相助,危难之机总能化险为夷。刘备刚出山时,就得到了关羽和张飞。谁都知道,人才,忠诚的好找,能干的也好找,又忠诚又能干的不好找,关羽和张飞偏偏就是既忠诚又能干。这是刘备的第一大福气,以后的运气也不错。比方说,正愁没有根据地,陶谦就死了,刘备不费吹灰之力就得了徐州。正愁不知如何摆脱曹操的控制,碰巧曹操就派他去拦截袁术(会见使),躲过了“衣带诏”一案的大清洗。到徐州后,又正好袁术就死了(会术病死)。刘备再次得到徐州,还差一点就成了气候(郡县多叛曹公为先主,众数万人)。

  不过,从灵帝末年聚众起兵,到建安六年投奔刘表,刘备虽有好运气,却没有好命运。他的道路十分坎坷。刚刚得到了徐州,就被吕布夺走了。刚刚投靠了袁绍,又被曹操打败了。刚刚依附了刘表,又被刘表猜疑了(表疑其心,阴御之)。《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说,一次,刘备上厕所,看见自己大腿内侧生了赘肉,竟潸然泪下。刘表奇怪,问他为什么。刘备说:“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尔!”我相信这是真话。因为在那个时代,四十多岁还一事无成,确实是时日不多希望渺茫。更何况,实在的讲,直到这时,包括我们也包括刘备自己,恐怕都还看不出他有什么希望。就算他再坚忍不拔,恐怕也快熬不下去了。

  然而苍天不负有心人,刘备终于等到了时来运转的那一天。建安十二年,诸葛亮的出现了,他的出现意义重大。前一集我们讲到,刘备有英雄之志,有英雄之气,有英雄之魂,有英雄之义,之所以没有成为英雄,是因为没有用武之地。刚才我们又讲到,刘备有帝王之分,有帝王之志,有帝王之术,有帝王之福,但却只能寄人篱下,是因为没有找到成功之路。也就是说,刘备缺两个东西。一是一块稳固的根据地(用武之地),二是一条明确的政治路线(成功之路)。诸葛亮,恰恰就能为他解决这两个问题。

  显然,建安十二年的刘备和诸葛亮,双方都需要对方,也都在寻找对方。打个比方,刘备集团好比一家很有前途的民营企业,可惜缺一个能干的CEO,搞不清自己的主打产品和营销路线,因此生意做得平平淡淡,一直没有起色。诸葛亮则好比一位超一流的职业经理人,可以让企业扭亏为盈起死回生,但自己没有公司,也不想当老板。难怪他们一拍即合。

  留下的便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两个究竟谁先找谁。《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说法,是刘备三顾茅庐;《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说法,则是诸葛亮主动出山。那么,事情的真相是什么?这两个不同版本故事背后的文章和意义又是什么呢?

三顾茅庐

  诸葛亮的出山,在《三国志》上只有短短一行字:“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这行文字被罗贯中演义为非常精彩的一个故事。而《魏略》和《九州春秋》则说,是诸葛亮主动去见刘备的。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三顾茅庐的故事为什么会被一再传唱?

  上一集我们讲到,歧路彷徨的刘备与诸葛亮相遇,从此峰回路转,事业蒸蒸日上。但问题是,他们两个究竟谁先找谁。是刘备礼贤下士,还是诸葛亮投怀送抱?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有不同说法。《魏略》和《九州春秋》说,刘备来到荆州后,屯兵于樊城。建安十二年,曹操平定了北方,诸葛亮料定其下一个攻击目标必是荆州,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于是“北行见备”。刘备并不认识诸葛亮(备与亮非旧),没把这个年轻人放在眼里,只当作一般士人接待(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座谈完了,众人散去,只有诸葛亮留了下来。刘备也不问他想说什么,顺手拿起一根牦牛尾巴编起工艺品来。诸葛亮便说,将军的雄心壮志难道就是编牦牛尾巴吗?刘备知道诸葛亮不是寻常人等了,就说这是什么话!我不过“聊以忘忧”罢了。诸葛亮说,将军度量一下,刘镇南(指刘表)和曹公相比怎么样?刘备说,比不上。诸葛亮又问,将军自己呢?刘备说,也比不上。诸葛亮说,都比不上,难道就等着人家来宰割吗?刘备说,我也发愁,那你说怎么办?诸葛亮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让刘备建议刘表鼓励游民自力更生,并登记在册,这样就可以增加荆州的实力了。

  这种说法明显地和诸葛亮《出师表》相异,因此裴松之认为不实(非亮先诣备,明矣)。但他同时也表示不可理解。裴松之说:“虽闻见异词,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其实这事并不可怪,道理马上就要讲到。事实上,《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说法虽然是非主流观点,也并非没有人支持。刘啸先生的《“三顾茅庐”质疑》就赞成此说。刘啸先生认为,许多人只看到了刘备求贤若渴的一面,没看到诸葛亮其实更需要刘备。第一,诸葛亮是一定会要出山的,而刘备则是他最愿意选择的老板。如果一定要等刘备三顾茅庐才肯出山,岂非等于说:“你刘备不来请我三次,我这辈子就在南阳耕地算了。”这是不通的。第二,刘备虽然急需人才,但在遇到诸葛亮以前,他需要的是一群人,即一群“贤臣”,并不一定非得是谁不可;而诸葛亮需要的却是一个人,即一个“明君”,那就是刘备。诸葛亮的选择余地更小,甚至别无选择。第三,以诸葛亮之敏锐,他发现刘备应该比刘备发现他早。既然机会对于他只有一次,他又岂肯在隆中坐等“三顾”?何况当时形势急如燃眉,哪里还有在隆中摆架子的时间?因此刘啸先生说,三顾茅庐的逻辑结论“实在叫人难以接受”。

  刘啸先生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但《出师表》的说法也无法否定。《出师表》(即通常所谓《前出师表》)为诸葛亮所作,是没有问题的。在这里,诸葛亮说得很明白:“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就再清楚也不过。第一,刘备确实亲自到隆中找过诸葛亮,而且去了多次。第二,刘备到隆中找过诸葛亮,谈论的是“当世之事”。第三,诸葛亮决定出山辅佐刘备,直接原因是刘备三顾茅庐。“由是”和“遂许”,意思明明白白。古人的自述当然不可全信,但要说诸葛亮凭空捏造一个“三顾茅庐”的故事,无论从诸葛亮的为人看,还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恐怕都不可能。从他出山到上表,不过二十一年,许多当事人都还健在,诸葛亮就会当面撒谎?

  所以,陈寿在为诸葛亮做传的时候,不取“登门自荐”说,而取“三顾茅庐”说。另外,陈寿在他的《上〈诸葛亮集〉表》中,也做了很清楚的描述。陈寿说:“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亮深谓备雄姿杰出,遂解带写诚,厚相接纳。”这就把前因后果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但问题是,这种说法实在风险太大,让人觉得这个事情简直就是“传奇”,只怕真是“千年等一回”。我们要问,诸葛亮难道就算准了刘备会“三顾茅庐”么?万一没有,或者只顾了一顾呢?诸葛亮就从此终老隆中了么?再说了,一个“每自比管仲、乐毅”的人,留在隆中干什么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么?

  看来,《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说法,也是轻易否定不了的。而如果既要接受《魏略》和《九州春秋》,同时又不否定《出师表》和《三国志》,就只有一种可能,即两种说法都是事实,而且“登门自荐”在前,“三顾茅庐”在后。也就是说,诸葛亮先去找刘备,刘备也接受了他的建议,但仍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于是诸葛亮就又回去了。等到刘备意识到诸葛亮的价值时,只好亲自出马,三顾茅庐,重新把诸葛亮请了出来。正因为有前面的那个曲折,这才需要亲自出马,也才需要“三顾”而不是“一顾”。这可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说法,但这个猜想是不是太大胆了一点呢?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从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到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在荆州呆了六七年,他和诸葛亮为什么从来就没见过面?要说他们不认识,倒是事实。要说他们不知名,就不对了。至少,刘备“天下枭雄”的名声,诸葛亮应该是知道的。如果刘啸先生的观点成立,那他为什么不早一点去找刘备,非得等到火烧眉毛才出山呢?反过来也一样。就算诸葛亮沉得住气,刘备也不该六年之后才发现诸葛亮这个一等一的人才呀?也有人说,刘备倒是早就知道诸葛亮了,先前也曾去了两次,都没见着,到建安十二年第三次去才见面。但这也不通。一年之间去了三次还说得过去。六年之间才去三次,可能吗?以刘备的进取心和紧迫感,会这样悠哉游哉地一拖几年,一而再再而三地徒劳往返吗?至于说诸葛亮住得隐秘,不好找,就更加不通。刘备是何等人?他手下那么多爪牙,如果铁了心要找一个人,哪有找不到的?再说诸葛亮又不是隐姓埋名躲避仇家的什么神秘人物,他和荆州官场,和荆州的士人集团、上流社会是有来往的,怎么会找不到?

  对此,尹韵公先生的解释是:三顾茅庐之前,刘备虽然听说过诸葛亮,但人们的评价不一致。虽然司马徽、庞德公等人称他为“卧龙”,诸葛亮也“每自比管仲、乐毅”,但只有他那个小圈子里的人“谓为信然”,大多数人则不以为然(时人莫之许也),刘备有些吃不准。徐庶推荐诸葛亮时,刘备就说“君与俱来”,可见并未视若神明。这也不奇怪。刘表作为诸葛亮的“姨父”,都不把他当回事,何况刘备?

  诸葛亮心理上也有阻碍,那就是刘关张的关系太密切。据《三国志?关羽传》,他们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关系铁得不能再铁,根本容不得他人插足。也就是说,刘备那个集团,那个小圈子,排他性太强,任何后来者都难以居其上;而诸葛亮的理想,却是要做“首席执行官”的。他是千里马,不能先去拉磨盘。没有十足的把握,他宁肯不出山。所以,刘备和诸葛亮都需要有一个观察、了解和试探的过程。

  这是有道理的。但我认为还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年龄。要知道,刘备比诸葛亮整整大了二十岁,而诸葛亮出山时才二十六岁。让一个四十六岁的人,对一个二十六岁的人表示心悦诚服,已属不易,你又怎么能要求他在四十一二岁或者四十三四岁的时候,去拜访一个二十一二岁或者二十三四岁的人?可见这六年功夫是非等不可的。如果不是六年下来,刘备已熬得快要心灰意冷,曹操又正好准备南下,他们再等几年,说不定也有可能。

  总之,等到诸葛亮已经二十六岁,刘备也已经四十六岁,双方都深感时不我待时,由于某种机缘,他们终于见面。司马徽和徐庶的推荐也无疑至关重要。刘备曾向司马徽请教时事,司马徽说,要成就大业,不能用书呆子。书呆子懂得什么时事?“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我们这里的俊杰就是卧龙和凤雏。刘备问他们是谁,司马徽说就是诸葛亮和庞统。

徐庶的推荐则无疑更直接。徐庶对刘备说,诸葛孔明可是一条卧龙,将军难道不想见他一见?徐庶是刘备器重信任的人(先主器之),他的话自然靠得住。刘备便说,那就请他和足下一起来吧!徐庶说,这个人是不可以随便召唤的,将军还是屈尊去拜访他吧!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就是我认为司马徽和徐庶的推荐,不能简单地看作他们的个人行为。我们知道,荆州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除了本土的人才,还有中原地区避难而来的士人。这些人关心国家大事,也关注荆州的安危。当他们发现刘表不足依靠时,势必寄希望于号称“天下枭雄”的刘备。于是,一部分愿意效力的(比如徐庶),就开始团结在刘备周围,形成《三国志?先主传》所谓“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的局面;而那些无意出山的(比如司马徽),则会帮助刘备发现人才。所以,这应该看作荆州士人集团的集体推荐。

  也是刘备福至心灵了。不管他出于什么原因,求贤若渴也好,信任徐庶也好,急病乱投医也好,总之,刘备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他决定放下皇族和长辈的架子,亲自去拜访那个比自己小了二十岁,又没有什么职务头衔的年轻人。拜访之前,诸葛亮是否找过刘备,我们已无法确知。在我的“假说”成立之前,我们只能说,三顾茅庐可以肯定,登门自荐暂且存疑。现在的问题是,刘备三顾茅庐,是见到三次,还是只见到一次?

  有学者(比如尹韵公先生)认为是见了三次,谈了三次。这是有可能的。诸葛亮的《出师表》和陈寿的《上〈诸葛亮集〉表》,一则说“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一则说“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都是这个意思。至于《诸葛亮传》说“凡三往,乃见”,也不是去了三次才见到。这个“乃”,和“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 的“乃”一样,是“于是”、“就”的意思。因此,“凡三往,乃见”应该翻译为:一共去了三次,就见面了。

  如果这样说还不明确,那么唐人的理解或许可以参考。杜甫说“三顾频烦天下计”,周汝昌先生解释“频烦”就是“屡屡、几次”,还特别说“不是频频烦请”。当然不是。因为三顾的“顾”,并非“聘请”,而应理解为“咨询”、“顾问”。甚至“三顾”也不一定就是实指,即只去了三次,也可以理解为多次,即“再三”、“频繁”的意思。也就是说,刘备多次光顾隆中,向诸葛亮请教“当世之事”,两人越谈拢,越谈越投机,于是诸葛亮决定出山辅佐刘备。是啊,这两个人的合作是何等重要,哪里能只谈一次就拍板的呢?

  所以,《三国演义》之“刘玄德三顾草庐”就是地地道道的演义了。其实,即便所谓“凡三往,乃见”是去了三次才见到,罗贯中编的故事也是演义。不过这个演义实在精彩,也很有意思。刘备第一次去,罗贯中为他安排的节目,是先听歌,再看山,再碰钉子,再观景,再见崔州平。山是“清景异常”,景是“观之不已”,人是“容貌轩昂”,而且不同寻常:童子不懂事,农民会唱歌,朋友满腹经纶。这一番看得刘备是目瞪口呆大开眼界赞叹不已,只觉得这隆中这地方真是神秘莫测,那卧龙岗上藏着的必是高人。

  第二次去,就没有必要再看景了,只看人。先见其友,次见其弟,再见其岳父。如果说上一次只是让刘备开了眼界,那么,这一次就让刘备更加按纳不住。你想,诸葛亮的朋友、弟弟、岳父都如此地超凡脱俗,诸葛亮本人还了得吗?

  所以第三次刘备就要择吉斋戒,沐浴更衣了。而且,离草庐半里,就要下马步行;到草堂之外,就要拱立阶下;诸葛亮高卧不起,他就要一等再等了。那心情,已不像一个礼贤下士的招聘者,倒像是上门求婚的痴情人。

  实际上刘备初入隆中,刚刚听了歌,看了山,便已肃然起敬。因此当他“亲叩柴门”与童子对话时,便有了些《西厢记》里面张生见红娘的味道。张生见红娘时是怎么说的?“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结果被红娘抢白:“却是谁问他来?”刘备怎么说?“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结果也碰钉子:“我记不得许多名字。”两个场景,岂非神似?

当然相似的。如果说戏剧中的崔莺莺是“待字闺中”,那么,小说中的诸葛亮就是“待价隆中”。他们都是心气极高的人,决不肯随随便便就“以身相许”。所以,他们都必须摆足了架子,做足了文章,吊足了胃口,以保证对方的诚意经得住考验。

  另一方的情况则略有不同。张君瑞对崔莺莺,自然是一见钟情;刘玄德对诸葛亮呢,按照罗贯中的说法,也是相见恨晚。刘备怎么就那么想见诸葛亮呢?因为“水镜先生”已经让他意识到,自己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是缺少一个可以运筹帷幄总揽全局的智囊型人物,一个当代的姜尚和张良。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徐庶,又走了。其实,徐庶离开刘备,是在诸葛亮已经出山之后。《三国志》的记载很清楚,诸葛亮出山以后,曹操南征,刘琮投降,刘备“率其众南行,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迫破,获庶母”,《三国演义》改成了“元直走马荐诸葛”。这一改,就改出问题来了。请问,徐庶既然知道诸葛亮是经天纬地的政治天才,为什么早不推荐,非得要等自己走了才说?这岂非等于说徐庶害怕诸葛亮抢了自己的地位和风头吗?罗贯中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便安排徐庶在推荐了诸葛亮之后,又特地去做说服动员工作,结果被诸葛亮臭骂一通。也就是说,徐庶之所以早不推荐,是因为他知道诸葛亮不肯出山。但这样一来诸葛亮的道德品质就成问题了。一个“每自比管仲、乐毅”的人,偏说徐庶的推荐是把自己当替罪羊、牺牲品,还要勃然变色,这也未免太矫情了吧!罗贯中想帮诸葛亮抬价,结果却是给他的脸上抹黑。这和“状诸葛多智而近妖”一样,都是弄巧成拙适得其反。

  前面讲的那个故事也如此。尽管罗贯中说得天衣无缝,实际上处处露出马脚,让人一眼就看出刘备在隆中的那些奇遇和巧遇,其实都是诸葛亮的刻意安排。什么会唱歌的农民,不懂事的童子,满腹经纶的朋友,道貌岸然的丈人,都是诸葛亮的“托儿”。其目的,就是要把买方市场变成卖方市场,让刘备出大价钱把自己买断。

  所以,《三国演义》里面这个“三顾茅庐”的故事,完全可以看作三国版的营销学教材。在这个故事里,刘备好比投资方。他要买断诸葛亮,又不知道货色如何。这倒也是商家的正常心理,但于刘备为尤,因为《三国演义》里面刘备这家公司的资本,是他打着“皇叔”的招牌忽悠来的;而他这个“皇叔”身份虽非假冒伪劣,却也含金量不高,有点“注水猪肉”的意思。因此刘备就会想,我这个“皇叔”是注水猪肉,诸葛亮那个“管仲”、“乐毅”就货真价实?我刘备可以忽悠天下,诸葛亮就不会忽悠我?这就要探个虚实。所以,他听了徐庶的推荐后,并没有像老祖宗刘邦那样冲动。刘邦听了萧何的推荐,立即就拜韩信为大将军,刘备却得先看看再说(当然他手上的官帽也不多)。所以他的三顾茅庐,表面上看是礼贤下士,实际上是实地考察。刘备这点小心眼,以诸葛亮之聪明,哪里会看不清?便给他来了个欲擒故纵曲径通幽。这就是我对“罗贯中版”之“三顾茅庐”的理解。

  这当然未免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它只是我的一点“个人意见”,连“时代意见”都算不上,更非“历史意见”,也不会是罗贯中的意见。那么,罗贯中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我想原因之一是为了好看。看过《三国演义》的人,不管相信不相信,都承认这故事实在精彩。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寄托了罗贯中自己的人生理想。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据说曾经当过义军领袖张士诚的幕僚。明代王圻的《稗史汇编》说他“有志图王”,只不过壮志未酬而已。因此,他在写作《三国演义》时,难免会借古人之杯酒,浇心中之块垒,把自己的理想抱负投射到人物身上。其实,像他这样的古代读书人,是差不多都有“诸葛亮情结”的。他们敬佩诸葛亮的才智,仰慕他的人品,感动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叹息他“出师未捷身先死”。他们和诸葛亮之间,几乎处处都有共鸣。

  问题是,历史上和诸葛亮一样具有这些优秀品质的人并不在少数,成为读书人精神偶像的也还有一些,为什么诸葛亮最受崇拜呢?原因之一,我认为就在“三顾茅庐”。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希望出将入相,建功立业,至少也得谋个一官半职,以便光宗耀祖。另方面,他们又很清高,很脆弱,碰不得钉子,受不了冷遇。没错,“男儿本自重横行”,但那也得“天子非常赐颜色”呀!最好是那机会,那职务,那乌纱帽不用自己去求,去考,是人主恭恭敬敬给你送来,八抬轿子请你出山。诸葛亮享受的就是这种待遇。他就是刘备“请”出山的,还请了三回,实实在在给足了面子。

  这就太让人羡慕了,也太让人向往了,因此必须大书特书。读书人是没有什么权力的,能够有的也就是“话语权”。那还不把文章做足?“罗贯中版”之“三顾茅庐”就这样诞生。但可惜,这是罗贯中的诸葛亮,未必是真实的诸葛亮。

  其实,刘备和诸葛亮的君臣际遇,是刘备“三顾茅庐”,还是诸葛亮“登门自荐”,以及刘备是否去了三次,见了三次,谈了三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谈了什么。无疑,如果他们真的谈了多次,我们现在是不可能完全和准确地知道其内容了。我们所能知道的,是结论性的意见,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诸葛亮的政治天才,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也充满张力,其戏剧性决不亚于罗贯中的“刘玄德三顾草庐”。

  更有意思的是,早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也就是刘备和诸葛亮相见的七年前,就有人为孙权做了类似的战略规划,堪称“孙权版”或者“东吴版”的《隆中对》。这个人和诸葛亮一样,也预见到了“天下三分”的结果。或者说,也制定了“三分天下”的战略目标。那么,这个人是谁?他那个“孙权版”或者说“东吴版”的《隆中对》,和诸葛亮的《隆中对》又有什么异曲同工之妙呢?

隆中对策

  刘玄德三顾茅庐,和诸葛亮深入讨论了天下的形势和今后的去向。在这个历史性的会见中,诸葛亮为刘备制定了一个长远的战略规划,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其实,在此之前,早就已经有人为孙权做了类似的规划,即“东吴版”的《隆中对》。那么,这两个战略规划的意义何在,它们的异同又在哪里呢?

  这一集我们讲《隆中对》。

  这是一次两个人之间的秘密会谈,由刘备和诸葛亮的一问一答构成。关于这次谈话的情况,《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得很清楚──“屏人曰”,也就是没有别人在场。因此,密谈的内容为什么会传出来,这是一个谜,姑不考。

  刘备先发问:“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这段话字数不多,内容和层次却很丰富。就说开头一节,便不简单。这十二个字,表面上看是套话,其实不然。这话刘备必须说,也有意义。因为刘备是所谓“帝室之胄”,不能不先表明心忧天下的态度和心系王室的立场。有此“政治正确”的前提,自己要干一番大事业的话,说起来就理直气壮顺理成章;自己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话,也才能够得到同情。何况刘备对诸葛亮是寄于厚望的。他到隆中来,要找的不是处理具体问题的技术性人才,而是能够为他制定政治路线和总体战略的人,他当然要从天下大势说起。

  接下来的话也有作用,那就是说明情况,宣示决心,表达诚意,提出问题。刘备实言相告:我现在情况不好(遂用猖獗),也没有办法(智术浅短),但我人还在,心不死(志犹未已),那么请问该怎么办(君谓计将安出)?

  这些诸葛亮当然清楚。他理解刘备的心情,知道他的诚意,同时也清楚所谓“君谓计将安出”,不是要问我们皇上蒙尘了“计将安出”,而是他刘备至今一筹莫展“计将安出”。于是,诸葛亮便为刘备分析形势。什么形势呢?就是“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这话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就是说,现在最大的问题,还不是什么“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而是大家都在抢地盘。我们大汉已经进入一个不问皇帝死活、纷纷抢占地盘的时代了。这个时候,说那些“汉贼不两立”的费话没有意义,当务之急是给自己也弄他一块。地盘是最实在的。不管你是不是要“信大义于天下”,也不管你那个“光复汉室”是真是假,没有根据地,都是扯淡!

  那么,身无分文,要啥没啥的刘备,也能弄到地盘吗?能。诸葛亮说:“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这意思同样也很清楚,就是强弱有无是会转化的。强者可能变弱,弱者可以变强。当年,曹操和袁绍相比,就像将军您现在和曹操,可谓“名微而众寡”。既然曹操能够战胜袁绍,那么,将军您怎么就不能战胜曹操呢?关键在于一要把握时机(天时),二要善于谋划(人谋)啊!

  于是诸葛亮就帮刘备谋划。曹操“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我们不能打他的主意(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这个也只能联合,不能图谋(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可以下手的有两个地方,一个荆州,一个益州。荆州,包括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长沙、武陵(章陵废置无定)。它的北面是汉水、沔水(北据汉沔),南面是广东、广西(利尽南海),东边连着江苏、浙江(东连吴会),西边通到重庆、四川(西通巴蜀),这可真是“用武之国”。这样一个地方,如果把它拿下,一盘棋也就活了。那么,能不能拿下呢?能。因为它的主人守不住。这就简直就是上天赐给将军的(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就看将军想要不想要了(将军岂有意乎)。

  这是明知故问,也是实话实说。这个时候的刘备,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随便给他一块地方都是好的,何况是荆州,哪有不要的道理?但诸葛亮必须这么问。因为荆州是刘表的地盘,而刘表和刘备同为刘氏宗亲,哪有自家人抢自家人的道理?所以必须说清楚,这是 “天所以资将军”,因为“其主不能守”;也必须问一句“将军岂有意乎”,因为你不要还会有别人要。但答案,却是不言而喻,所以并不需要明确回答。

益州的情况也差不多。益州,包括汉中、广汉、巴郡、蜀郡等。这个地方,对外是天险,对内是乐土。汉中平原和成都平原,更可谓“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皇帝(刘邦)就是在那里(具体说是在汉中)成就帝业的。可是,在成都的刘璋也好,在汉中的张鲁也好,都是“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因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差不多也是“天所以资将军”,只不过恐怕得自己动手去拿而已。

  拿下了荆州和益州又怎么样呢?诸葛亮说,以将军您的身份(帝室之胄)、名望(信义著于四海),再加上“总揽英雄,思贤如渴”的号召力,一旦拥有了荆州和益州,那就可以建立一个根据地了。有了这个根据地,只要实行“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的政策,事业就能发展,力量就能壮大。将来,一旦形势发生变化(天下有变),就可以派一员大将从荆州出发,取道宛城挺进洛阳;将军您则亲自从益州北上,取道秦川直抵西安。那时候,人民群众还不捧着酒饭来夹道欢迎吗(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于是诸葛亮最后说:“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一番话说得刘备是醍醐灌顶,如梦方醒,豁然开朗。原来所谓“霸业”或者“帝业”就是这样实现的。不过,这个最终目标的实现有一个前提,就是“天下有变”。那么,天下无变呢?诸葛亮没说,刘备也没问,因为用不着。诸葛亮是卧龙,刘备则是潜龙,两个都是明白人,话就不必说得那么直白。天下无变怎么办?就在荆州和益州呆着呗!有这么大一块地盘,够吃个七顿八顿的了。也就是说,按照诸葛亮的策划,刘备进可一统中华,退可三分天下,“帝业”不成还有“霸业”,“霸业”不成也有“事业”。难怪刘备要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了。刘备这条鲤鱼要跳龙门,得靠诸葛亮告诉他水在哪里!

  诸葛亮能帮刘备弄来“水”,是因为他务实。他并没有因为刘备表现出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就跟着大唱道德高调,而是实实在在地为他策划了一整套可行的方案。事实证明,后来形势的发展,也完全在诸葛亮的预料之中。因此史家评论说,诸葛亮是“未出隆中,已知三分”,甚至有人认为是“未出隆中,已定三分”。当然,“汉室可兴”这个目标最后并没有实现,否则刘备就会到洛阳或西安去当皇帝,中国历史上就会冒出一个“后后汉”来。

  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从此他有了一个能够让他从一无所有到三分天下的总设计师。但是,诸葛亮刚刚走出隆中时,还只是刘备的私人顾问,并没有具体职务,只不过和刘备“情好日密”而已。这并不奇怪。第一,刘备自己此时还是一个“光杆司令”,就算给诸葛亮封个“上校团副”之类的头衔,又有什么意义?第二,此刻的诸葛亮还只是“纸上谈兵”,并没有表现出自己处理政治事务的实际操作能力,刘备又如何给他任命职务?第三,诸葛亮的“三分天下”,现在也还只是纸上的蓝图,并无实施方案。比方说,取刘表而代之,如何取,如何代,并没有具体办法。也不是诸葛亮想不出办法,而是需要机会。刘表毕竟是刘备的同宗,刘备也毕竟是刘表的客人。刘备就是再想鸠占鹊巢,也不能明火执仗地去抢吧!再说他也没有这个能力。

  同样,诸葛亮这边也有阻碍。刘表毕竟是诸葛亮太太的姨父,诸葛亮也毕竟是刘表老婆的外甥女婿。他再怎么为刘备出谋划策,也不能教唆刘备去谋杀刘表。也就是说,刘备只能巧取,不能豪夺。诸葛亮也只能帮刘备火中取栗,而且这把火还不是他们自己能放的。诸葛亮在隆中说得很清楚:“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这话再明白不过:我不是要你去抢别人的地盘,是他自己守不住,老天爷又要送给你,不要白不要,只看你有意无意了。但是,这地方也不是我们想要就能要的,必须等到“其主不能守”,自己送上门来的时候。那么,送不上门呢?诸葛亮没有说,大约也只能等。这样一来,岂不让人急死?这一点,就连罗贯中都想到了。因此他让司马徽对刘备说,我算过命,民谣也有暗示,刘表将不久于人世,天命所归就在将军身上了。

这当然是鬼话,但刘表终将失去荆州倒是事实。这一点,诸葛亮看到了,其他人也看到了。事实上,早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也就是刘备和诸葛亮相见的七年前,就有人为孙权做了类似的战略规划,其观点和诸葛亮的《隆中对》极为相似。那么,这个人是谁?

  是鲁肃。

  提起鲁肃,我们受《三国演义》的影响,总觉得那是一个忠厚老实到迂腐无用的人。其实不然。历史上的鲁肃豪爽侠义,深得人心。《三国志?鲁肃传》裴松之注引《吴书》说他“体貌魁奇,少有壮节,好为奇计”,本传则说他“性好施与”。他们家大约是比较富有的,鲁肃却不趁机发国难财(不治家事),而是“大散财货”,接济穷人,资助英雄。周瑜当居巢(今安徽省巢县)县长的时候,曾经向鲁肃借军粮。当时鲁肃家有两囷(音群,圆形谷仓)米,各三千石,鲁肃就随便指一囷送给周瑜。这就是著名的“指囷相赠”的故事。从此周瑜和鲁肃成为好朋友。在周瑜的建议和推荐下,鲁肃投奔孙权,和张昭、周瑜一起,成为孙权最信任的人,而且实际上起的作用可能比张昭还大。

  鲁肃也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鲁肃投奔孙权后,孙权马上就接见了他,而且和他有过一次同桌喝酒(合榻对饮)的密谈。这次密谈,堪称“鲁肃版”或“东吴版”的《隆中对》。当时孙权问鲁肃,如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孙某既然继承了父兄的余功,便也想建立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霸业(思有桓文之功)。先生既然看得起孙某,不知有什么办法可以教我(君既惠顾,何以佐之)?

  这话问得和刘备一样,然而鲁肃却当场就泼了一瓢冷水,说将军怕是当不成齐桓公、晋文公了。想当年,高皇帝(刘邦)也想尊奉义帝成就霸业的,但是不行,因为有项羽为害。今天的曹操,就是当年的项羽。有曹操在,将军怎么成得了齐桓、晋文?

  但这决不等于没事可做。做不成齐桓、晋文,做什么呢?做皇帝呀!于是,接下来鲁肃说了两句极其重要的话:“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汉王朝是没有希望的了。曹操呢,只怕也一时半会也除他不掉。所以,为将军计,只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衅,就是破绽。那么,天下会不会有破绽呢?会有,因为“北方诚多务也”。多务就是多事,多事就破绽百出。等到北方处于多事之秋时,我们就向西进军,灭黄祖,伐刘表,将整个长江流域都据为己有(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之极,据而有之)。那时,将军就可以“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了。这可是高皇帝的功业啊!

  这当然是一个宏伟蓝图。但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这个时候,在鲁肃,恐怕只能是说说而已;在孙权,同样也只能是听听而已。当时孙权才十八岁,按照男子二十始行冠礼(成年礼)的规矩,还要算未成年人。他刚刚接了哥哥孙策的班,屁股还没座稳。《三国志?吴主传》的说法,是“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孙权的两个堂兄,都在下面做小动作。孙辅暗通曹操,孙暠(皓)图谋夺权,孙权自己内部都差一点摆不平,哪里还能打荆州的主意做皇帝的梦?就算他有这个“贼心”,也没有“贼胆”和“贼力”。因此,孙权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这当然是打官腔,却也只能如此。别看这时孙权年纪轻轻,政治上却已经是十分成熟的了。

  但是,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情况就不同了。这个时候,孙权不但有了“贼心”,也有了“贼胆”和“贼力”。鲁肃曾经做过的那个规划,又被人旧话从提,而且主张立即实施。这个人就是甘宁。

  甘宁,字兴霸,巴郡临江人。《三国志?甘宁传》说他“少有气力,好游侠”,经常召集一帮“轻薄少年”,自己当领袖,呼朋引类,招摇过市。碰到什么人,对方态度好就交朋友,态度不好就抢东西。《吴书》说他“轻侠杀人,藏舍亡命,闻于郡中”,还说他出门的时候“步则陈车骑,水则连轻舟,侍从披文绣,所如光道路”。住下来的时候,就用丝绸锦缎代替绳索系船,走的时候就割断丢弃(住止常以缯锦维舟,去或割弃),看来是个横行霸道又大手大脚的,或者说是一个喜欢漂亮喜欢玩酷的黑社会老大。

后来甘宁忽然改邪归正。他不再打家劫舍,反倒读起书来,而且“颇读诸子”。这时甘宁觉得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胡作非为,该干点正经事了,便去投靠刘表。但是刘表并不把他当回事(不见进用),便又去投靠黄祖。黄祖也不把他当回事(凡人畜之),便又投靠孙权。甘宁投奔孙权是在什么时候,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说“今无年月可据”,我们当然就更加搞不清楚。但我们知道,他见到孙权,是周瑜和吕蒙的共同推荐;而孙权对他,则是礼遇有加,而且“同于旧臣”。

  于是甘宁便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春献策于孙权。据《三国志?甘宁传》,甘宁对孙权说,现在,大汉王朝的国运是一天一天的衰落了(汉祚日微),曹操也一天比一天猖狂了(曹操弥骄),他是终究要成为国贼的(终为篡盗)。荆州这个地方,“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这是我们东吴西面的屏障啊(诚是国之西势也)!我是在刘表手下干过的。据我观察,刘表这个人,自己既没有什么深谋远虑(虑既不远),接班人也很差(儿子又劣),根本就守不住那地方(非能承基传业者也)。将军一定要先下手为强,不能落在曹操后面(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具体步骤,是先消灭黄祖。黄祖一灭,就打开了一个口子,也就能趁胜西进。那时,我们的天地就广阔了,就连占领巴郡、蜀郡,囊括益州,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甘宁这番话,思路和鲁肃相同,但更具备可操作性,不妨看作“鲁肃版”《隆中对》的实施方案。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四个版本的《隆中对》。第一个是“袁绍版”的,即沮授所谓“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第二个是“曹操版”的,即毛玠所谓“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说这两个是《隆中对》,只不过因为它们都是实现“霸王之业”的战略规划。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广义地也称之为“隆中对”,其实和诸葛亮的《隆中对》有很大区别。真正可以并称为《隆中对》的,还是鲁肃的规划。

  鲁肃的这个规划,和诸葛亮替刘备所做的规划,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两个方案,都认为曹操是最强大的敌人(此诚不可与争锋),也最不好对付(不可卒除)。同时,鲁肃和诸葛亮也都很清楚己方的力量还很弱小,统一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都主张先三分后一统。这是两个方案最重要的共同之处,事实上孙权集团和刘备集团也基本上是按照他们两人的规划来实施的。后来,在这两个集团中,鲁肃和诸葛亮的关系最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观点相同,主张一致,惺惺相惜。

  这两个方案也有很多不同之处。第一,鲁肃的三分,是孙权、刘表、曹操;诸葛亮的三分,是刘备、孙权、曹操。这并不奇怪。诸葛亮是替刘备做规划,而且要为他谋取荆州,当然不会把刘表算一份;而鲁肃替孙权规划时,刘备还在寄人篱下,自然也不会想到和他来三分天下。但到刘表死后,鲁肃就立即调整了战略,变成联合刘备对抗曹操了。

  第二,诸葛亮设定的目标,是“汉室可兴”,而鲁肃则直言“汉室不可复兴”。这也是立场不同所致。其实他们心里都很清楚,刘秀或者刘协的那个“汉”,是再也扶不起来了。但是,鲁肃作为孙权的人,可以公开把话挑明,而且撺掇孙权“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诸葛亮就不行,只能高举“复兴汉室”的旗帜,等将来有条件的时候再说。不过,这和荀彧给曹操戴的高帽子一样,也成为诸葛亮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我们以后还要讲到。

  第三,鲁肃的实施方案,是先夺取荆州,占有益州,由三分而两立,也就是把“三国”变成“南北朝”;诸葛亮的实施方案,是联合孙权,占领荆、益,等到曹操和孙权两败俱伤时再东进北上,也就是把“三国”变成“东西汉”。鲁肃的“三分”是现在时,诸葛亮的“三分”是将来时。但都要打荆州的主意,则是一样的。甘宁的建议,就是要迈出的第一步。

  然而孙权的首席谋臣张昭却表示反对。张昭说,我们的情况并不乐观(吴下业业),只能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大军一旦出发,灾难恐怕就会来了(若军果行,恐必致乱)。甘宁也马上就顶了回去,说国家把阁下当作萧何,怎么能这样畏首畏尾?那么,张昭和甘宁为什么会这样说话?孙权是怎么表态的?事情的结果又如何呢?

请看下集:江东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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